不冷的老头

      做为中国人，中华文化是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精神家园。五千多年来，中华文化历经劫难却能生生不息，成为世界唯一不曾间断、没有成为“化石”、古老而又生机盎然的人类文明，显示了她顽强的生命力。我们常说：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”，盖出于此。中华文化是在中华大地上，在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，在中华各民族的繁衍生息、交流融和中，并且在不断地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。因此，中华文化具有多源性和包容性，是中华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。而在20年前，许多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聚集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，指出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，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，去汲取孔子的智慧”。在联合国大厅里，赫然写着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中国格言。这说明，中华文化也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精神财富。

     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拥有的巨大精神财富，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却受到“左”的冲击。在“反封建”的大旗下，从“不走样学习苏联”，到中苏关系恶化后的“反修防修，防止和平演变”；从“批判武训传”到“反右派”；从“反右倾”到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；从反对“封、资、修”到“破四旧”；从“清除封建糟粕”到“批林批孔”，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在强化思想禁锢，无不冲击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。尽管如此，却无法根除植根于中国人心灵之中的中华文化精神。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一结束，中华文化便迅速开始复苏，显示了她强大的生命力。而在汶川大地震灾难降临时，我国人民展现的巨大凝聚力，从根本上说，也是源于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。

      但是，改革开放以来，错误的“切蛋糕”理论（即：到处都要用钱，但是“蛋糕”只有这么大，你切一块，他切一块，剩下来给教育的钱就只有这么多了。只有先发展经济，把“蛋糕”做大，才能有更多的钱来办教育。）严重摧残了我们的教育，导致了教育“商业化”、“市场化”，教育质量严重滑坡，使得中华文化难以得到正确的传承。这虽然使得历次政治运动给中华文化造成的“创伤”不能得到很好的修复，但是她的精神价值却绝对是令人瞩目的。所以，很多政府官员出于疯狂追逐GDP的需要，就想到“吃祖宗饭”，利用中华文化无限的精神价值去“发财”。他们和工商界人士都瞄准了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巨大商机，以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为时髦，打造什么“文化品牌”，将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，都插上“中华文化”的标签，以图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，增加它们的商业价值。于是，奢侈、腐败、腐朽、色情之类的东西，纷纷插上“休闲文化”、“酒文化”、“食文化”、“茶文化”、“性文化”等等的标签，粉墨登场，招摇过市；“宫廷秘方”、“宫廷食品”、“皇家气派”充斥市场；红楼梦、孔府、水浒、鲁迅等等都被注册为商标。就连吹牛拍马、阿谀奉承、欺下瞒上、以权谋私、买官卖官等等官场恶行，都被冠以“官场文化”之名，似乎他们的腐败也可以是“有文化”的，“高雅”的。例如，在不久前，湖北省宜都市市委书记宋文豹竟然在“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”上提出“洗脚也是种文化”的奇谈怪论。似乎只要插上“文化”的标签，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“身价百倍”了。正是这些对中华文化的肆意“消费”行为，把一桶桶“污水”泼向了中华文化，使刚刚复苏的中华文化又受到了冲击，把中华文化商业化、官场化、简单化、庸俗化、扭曲化，不断地糟踏着中华文化。这种变态行为的泛滥，使得很多并不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人，误以为中华文化就是如此落后、浅薄、低俗、龌龊，从而制造了对中华文化的信仰危机，导致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泛起。

      另一方面，长时期的政治禁锢，造成了中华文化在公开场合的断裂，大一统的“正确舆论导向”束缚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，使很多人习惯了那种“非此即彼”的“格式化”思维。当我们终于能够放眼世界的时候，才发现我们的科技知识是多么贫乏，经济水平是多么落后，对世界的了解是多么片面；多年来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成果、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政治口号竟是那么地可笑。但是，很多人仍然难以摆脱“非此即彼”的“格式化”思维，在吃惊之余“矫枉过正”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全盘否定自己，而唯“外国”马首是瞻。他们把中国因为政治体制问题而导致的科技知识的贫乏、经济水平的落后，都归咎于中华文化，似乎不铲除中华文化，中国就不能发展。他们声称“中国本来就没有科学嘛！中国的科学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嘛！”“五四运动时才提出要有德先生（民主）和赛先生（科学）的嘛！”；“中国的传统文化90％都是糟粕，只有10％是精华”；中医理论是“伪科学”等等。他们把被污化、扭曲的“中华文化”等同于真正的中华文化，断定中华文化就是“封建、迷信、愚昧、落后”的代名词。他们把那些对中华文化并无多少了解，有些甚至是对中国、对中华文化歧视、敌视的“外国人”的胡说八道奉为“经典”，越是对中华文化诋毁厉害的，就越能让他们兴奋。他们在文化方面是“无根”的，只能拾外国人的“牙慧”，动辄必称外国人如何如何，以此做为炫耀的资本。提出要“取消中医”、“取消龙图腾”之类的主张就是如此。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所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同样的结论，中国人说出来“不算数”，外国人说了才“管用”；官员们对“外国人”毕恭毕敬，对中国老百姓不屑一顾；挖空心思去搞一些毫无意义的“吉尼斯”记录；在学校里，学英语远比学汉语、学文化科学知识来得重要；和“外国人”结婚比和中国人结婚更“光彩”；甚至很多中国企业、产品、住宅区等等也纷纷“土妞取洋名”，以提高“身价”，“吸引眼球”。

      面对中华文化被“污化”的后果，这几年，“振兴中华文化”之声不绝于耳，“弘扬中华文化”、“发掘文化遗产”等等，都成了某些人的时髦口号。他们以此为名，耗费巨资大搞各种巨型雕塑、五花八门的祭奠、乱七八糟的文化节、文艺节等等，使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在各地泛滥成灾。特别是策划以“振兴中华文化”、“打造精神家园”为名，要用数百亿的“银子”去“重建圆明园”、“复制圆明园”、打造“中华文化标志城”等等，更是“登峰造极”之举。这些“创意”都是采用打着“中华”招牌，插上“文化”标签，使祸国殃民、劳民伤财，令人厌恶的“形象工程”、“标志工程”、“政绩工程”之类的东西“合理化”、“合法化”的手法。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一些商业炒作，只不过是企图通过这种拙劣手法，为谋私利找借口、加“光环”而已。人造景观最致命的“软肋”就是无历史、无文脉延续，所以他们就要拼命地拿中华文化、历史当“脂粉”来装扮自己。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他们对待真正的历史古迹、历史名城、历史文物、革命文物、烈士陵园、“光荣院”里的老战士以及烈士和烈士后人的态度、表现，就足以明白在他们眼里，“中华文化”有没有地位了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“有哗众取宠之意，无实事求是之心”，实际上是以“振兴中华文化”为名，行摧残中华文化之实，是污化中华文化的又一类污流。

      而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，将中华文化宗教教义化，“照单全收”，也是对中华文化的又一种摧残。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历史上的糟粕，例如愚忠愚孝、为尊者讳、“二十四孝”中的糟粕（如“郭巨埋儿”、“尝粪忧心”等等）、早已不合时宜的跪拜之类的东西，也要“发掘积极意义”。如此作为，就像鲁迅批判过的那样，对于“中国身上的脓疮”，也要贊为“红肿之处艳若桃花，溃烂之时美若膏酪”。“外人”对中华文化只言片语的赞许，就能让他们喜不自胜；些许的不敬之词也能让他们愤恨不已。似乎一谈到中华文化的不足之处，就会摧毁中华文化。他们通常缺乏“平常心”，神经脆弱，患有“文化过敏症”，将中华文化视为“禁脔”，不容外人“染指”。“外人”学习中华文化可以，还会为此而沾沾自喜，但是超过我们就不行。韩国把“端午祭”（不是“端午节”）申遗、韩国学者编纂了一部搜集汉字最多的《汉韩大辞典》，都能让他们“怒火中烧”。美国人拍了动画片“花木兰”和“功夫熊猫”，也让他们感到“酸酸的”，耿耿于怀。将中华文化宗教教义化，就会患上“外来文化恐惧症”。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人过过“洋节”都是受到了“文化侵略”，主张使用政府权力制定“中国自己的圣诞节”、“中国的情人节”等等，来与“洋节”抗衡，“捍卫”中华文化，抵制“文化侵略”。这种把中华文化“宗教教义化”、“僵硬化”、“绝缘化”的主张，背离了中华文化的精神，其实也是不懂中华文化的表现。凡此种种，只能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文化“避之唯恐不及”，何谈“振兴中华文化”！其实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全世界人类文明的一部分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、研究，都可以“百尺竿头再进一步”，都可以“青出于蓝而胜于篮”。中华文化是不可能与世界人类文明“绝缘”的。

      提倡读经、推广京剧，本来无可厚非，但是想凭借政府权力来做，甚至做为“课程”纳入学校教育，就会让人反感。因为在文化思想领域，任何强行灌输的做法，都会受到抵制，产生反效果。学校里的政治课、思想品德课之所以屡屡增加课时却不能收效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读经和京剧如果也走这条“官方道路”，是不可能对振兴中华文化起任何好作用的。更何况四书五经、京剧都只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，那么，为了“振兴中华文化”，其他部分是不是也要做为“课程”纳入学校教育呢？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由群众社团、学生兴趣小组来解决。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，充分发挥这种凝聚力，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，“吸引”人们参加五光十色、个人喜爱的活动，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群众自由结合、自娱自乐、自己组织的戏剧、舞蹈、武术、音乐、歌咏、诗词等等活动，都能让人们在得到身心满足的同时，潜移默化，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。“吸引”对振兴中华文化产生的作用，远胜于凭借政府权力进行的“强制灌输”。

      能够传承、振兴中华文化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：家庭教育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。但是，当前振兴中华文化最大的障碍恰恰也是教育：我国的应试教育体制。从根本上说，人类社会需要教育事业，是为了传承、发展人类文化、知识、思想、技能，是出于社会的发展，需要能在各个领域有所作为的各种人才，需要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世界、指导人们从事社会实践的思想。人类社会，千姿百态，“五行八作”需要各方面的人才。在教育过程中，应该允许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、条件、兴趣，结合社会需要，来选择、打造自己的知识结构。所以，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孔老夫子就总结了教育的真谛：“有教无类”，“因材施教”。教书育人时，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,博我以文,约我以礼,欲罢不能”，做到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，他指出“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。韩愈在“师说”一文中说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、受业、解惑也。”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”龚自珍主张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。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张教育应该“兼容并包”。这些教育思想，都是中华文化中教育学的精华。但是，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却背离了这些教育思想。

     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，学生的前途，家长的期盼，老师的去留、职称、待遇，学校的成绩、地位，教育行政部门、官员们的“政绩”，通通维系在考试分数上。为了提高考试成绩，学校普遍被划分为“重点校”、“非重点校”；学生也有了“优生”和“差生”的区别。就像在竞技体育比赛的运动场上，教练更多的是关注“金牌运动员”一样，应试教育也就把“宝”押在“重点校”、“优生”上了。如此一来，“有教无类”自然就落空了。为了让各门功课“全面开花”，不“拖后腿”，“因材施教”也被“均衡发展”、“不能偏科”所取代。其实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根本就不存在“均衡发展”、“不偏科”的人！任何人都只能是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的。至于“传道、受业、解惑”，也沦为考试的“奴隶”了：常常有老师习惯对问问题的学生说，“这个不考”，而不管那个问题是不是“有用”。老师教，学生学，都只是为了一个“考”字！学校之间抢夺“状元”的“生源大战”、割裂知识系统性的“划重点”、押题、“题海战术”、死记硬背，甚至“漏题”、作弊、让“差生”留级避考等等弄虚作假的行为泛滥，都是为了“考”。在这种教育体制下，在“一考订终身”的现实面前，人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学，要学生“学而不厌”、“欲罢不能”实在是“谈何容易”！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”早已荡然无存。为了考试成绩，必须按照统一标准“均衡发展”、“不能偏科”，完全没有“因材施教”的余地，个人的特点、个性、兴趣都被忽视了，独立思维成为“另类”，当然不可能培养出人们的创新能力。所以，应试教育从根本上说，是“强制性”的。在这种教育体制下，学生不能受到系统的文化熏陶，很难了解文化的精髓，中华文化的魅力难以展现，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。普遍存在的“厌学”现象就是证明。人们除了学龄前主要受家庭教育的影响，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校接受的，学校提供了人们文化修养的基础，也奠定了人们对文化好恶的感情基础。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在“打基础”的阶段，导致了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扭曲，甚至厌恶情绪。所以，应试教育不可能承担起振兴中华文化的任务，应试教育体制已经成为振兴中华文化最大的障碍。

      文化的根基在于人们的心灵和信仰、遵从和践行，“脚手架”是搭建不起来文化大厦的。要真正传承、振兴中华文化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，就必须改变应试教育体制。教育只有做到“有教无类”、“因材施教”，“兼容并包”，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，尽展人类“求知”的天性，才能活跃思想，人尽其才。通过教育，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，“吸引”学生学习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，才能让他们体会到中华文化之美，享受到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”的乐趣。对于学生，“循循然善诱人,博我以文,约我以礼”才能潜移默化，“润物细无声”，而让他们“欲罢不能”。惟其如此，教育才能起到“立国之本”的作用，才能使中华文化植根于人们心中，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，建设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。